在2013-2015年期间，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IPEN）、捷克共和国的Arnika协会和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在中国六个可疑二噁英污染源采集了10组散养鸡蛋样品，还在北京一家超市采购了1组作为对照的、产自⼤大型养鸡场的鸡蛋样品。
后续检测结果发现，全部散养鸡蛋样品的二噁英含量都超过欧盟规定的用于筛查问题食品的限值。 超标最严重的采样点在广西北海的一家冶金厂和武汉两家互相紧邻的废弃物焚烧厂附近。与此同时，作为对照的北京超市鸡蛋样品则显著低于欧盟的控制标准，说明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言，饲养环境和方式对鸡蛋的质量有很大影响。
之所以选择鸡蛋作为检测物，是因为二噁英能在生物体内蓄积，所以相比土壤和空气等环境介质，浓度更高，超标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发现问题。另外，由于鸡蛋煮熟了之后更容易运输，最终我们选择了鸡蛋作为指标物。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于二噁英在食品和土壤中的含量并无相应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参考的是欧盟标准，样品也是送到了欧洲去检测的。
武汉-垃圾焚烧厂
我们的第一个采样点在武汉两家垃圾焚烧厂附近。在汉阳有两座垃圾焚烧厂，一座是生活垃圾焚烧厂，另一座是医疗垃圾焚烧厂。前者采用循环流化床技术日均焚烧处理1,500吨生活垃圾，后者日均焚烧50吨医疗废弃物。两者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投入运营。但直到2015年之前它们都一直在非法运行，一直没有通过环保验收。 生活垃圾焚烧厂利用焚烧底渣制砖，并把飞灰堆放在武汉市陈家冲垃圾填埋场，却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医疗垃圾焚烧厂的灰渣处理也有问题。
广州-垃圾焚烧厂
在我们2015年去调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天我们在他们厂区门口的烟气在线监测排放数据显示屏看到，他们的二氧化硫数据超标。结果第二天上午去看时却发现数据变得极低，数值从400多突然降到了个位数，而且后面两个炉子都开始检修了。
第二个取样点在广州的李坑垃圾焚烧厂附近。法国大型跨国公司威立雅于2006年在广州参与建设了李坑垃圾焚烧厂。该焚烧厂一期在2006年开始运行，二期在2013年开始运行。其中一期项目每天焚烧大约1,000吨垃圾，发电功率达320-350兆瓦，80%的电能可对外输出。与中国的其他焚烧厂类似，李坑也在焚烧湿垃圾，其中大约60%-70%为有机物。
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焚烧厂两侧都是居民，还有菜园。而且他们的飞灰，直接露天堆放在兴丰填埋场，非常不可思议。
深圳-垃圾焚烧厂
第三个取样点位于深圳龙岗中心城垃圾焚烧厂附近。该厂日均处理能力为300吨城市生活垃圾，是中国较早建成的垃圾焚烧厂。
龙岗中心城垃圾焚烧厂在2009年遭到深圳居民的批评。在我们调研时也发现他们的垃圾焚烧处理炉温并不过关，在炉渣中我们甚至发现了未烧干净的塑料鞋。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热工艺可能会向环境释放多种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和二噁英，它们可能危及周围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
北海-冶金厂
第四个取样点是在广西北海兴港镇诚德不锈钢有限公司附近，该厂自2011年开始运营后，由于分期建设和环保措施不完备，在生产过程中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钢铁行业的烧结过程也是能够产生并释放较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二噁英）的行业。
资阳-机车厂
第五个取样点在四川省资阳市，那里原先是铁道部资阳机车厂，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产机车，并曾使用过至少500台含多氯联苯并经常泄漏的电容器。而一部分多氯联苯是具有二噁英毒性的。
该机车厂于2003年承认仍在使用200多台含多氯联苯的电容器。2009年，该厂把这些电容器交给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然而，由于多氯联苯的持久性特征，泄漏的多氯联苯将继续构成威胁。
2014年3月，志愿者在工厂的一堆废物⾥里发现了47卷绝缘纸，它们是含多氯联苯电容器的构成部分。后来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表明多氯联苯浸出毒性高达8.11 mg/l ，是中国法律允许值的4,000倍。
齐齐哈尔-聚氯乙烯化工厂
最后一个采样点，在齐齐哈尔榆树屯的一家聚氯乙烯化工厂附近。该厂利用一种能耗高而且产生废物过多的电石法来合成聚氯乙烯，并且长期违法排污。他们在聚氯乙烯厂南侧制造了一个面积达1200亩的污水湖，给当地的地下水和土地带来了严重污染。
如果要避免超过世卫组织建议的二噁英每日摄入值，成人每天不能消费超过2.1个李坑污染鸡蛋、0.57个武汉污染鸡蛋。儿童不能超过1.05个李坑污染鸡蛋、0.28个武汉污染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