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镉行动最早源于2015年。
在2015年麦收季节，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王村镇的一位污染受害者向阻镉行动所在的环保组织求助，怀疑村里农地种出来的麦子重金属镉超标。之后的取样检测结果证实了求助村民的怀疑，小麦重金属镉超标。
阻镉行动就此开展。
从2015年至2017年，阻镉行动团队，连续3年跟踪调查河南新乡“镉小麦”，其中2017年的调查社会关注度最高。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重金属镉，是点位超标率最高的污染物。
在重金属镉污染社会关注度高以及农地镉污染问题严重的情况下，2017年阻镉行动将农地镉污染监督、阻镉倡导的范围从小麦扩展到大米，从土壤镉污染检测到主食镉含量检测，再到婴幼儿辅食和海鲜的镉检测，从河南省扩大至湖南省和江西省，乃至全国。
本报告所说的阻镉行动，指环保组织在河南新乡、江西九江、湖南衡阳三地进行的农地镉污染监督以及阻止镉污染粮食上餐桌的倡导、环境公益诉讼，以及后续在主食、婴幼儿辅食进行的镉含量检测公众活动，多家电商平台购买梭子蟹进行镉检测的下架自查倡导活动。
2017年，阻镉行动团队在河南新乡，江西九江、湖南衡阳三地开展农地镉污染监督以及阻镉倡导，其中新乡、九江两地的监督和倡导引发了河南新乡“镉小麦”事件、江西九江“镉大米事件”。
河南新乡“镉小麦”，江西九江“镉大米”、湖南衡阳“高镉大米”，三地造成粮食镉污染的来源不同。河南新乡为镍镉电池企业，江西九江为长期存在的金铜硫矿、铜硫矿，湖南衡阳则为成立于2003年的以冶金和化工为主的工业园。
三地污染途径、污染程度不同。河南新乡“镉小麦”、湖南衡阳“高镉大米”是通过大气降尘以及污水灌溉的途径，江西九江“镉大米”则是因污水流过农田以及村民使用镉超标的酸性灌溉水源。三地中，湖南衡阳大浦镇大米以及土壤污染程度最为严重。
对于镉污染粮食的回应，三地政府回应的具体部门不同，回应的方式也不同。在河南新乡“镉小麦”问题的处理上，当地政府部门新乡市环保局、凤泉区大块镇政府，以线下座谈的方式与阻镉行动团队沟通其对镉小麦以及镉污染农地的处理，江西九江“镉大米”事件，则是通过@柴桑区发布 官方微博公开回应，湖南衡阳“高镉大米”，则通过衡东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开发文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三地政府部门针对镉污染粮食采取的措施基本一致，即称将回收疑似镉污染地块生产的粮食、统一集中处理、对疑似镉污染地块进行种植结构调整，但是无论是在公开发文还是私下座谈，三地政府部门的回应都没有涉及对具体污染源的监管控制和责任追究。
此外，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媒体舆论在三地镉污染粮食问题解决的推动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影响较大的河南新乡镉小麦事件、江西九江镉大米事件，由自媒体引发，传统媒体跟进深度推进；湖南衡阳高镉大米问题在自媒体推动无效的情况下，传统媒体跟进，当地政府最终才对镉污染大米公开回应并采取措施。
污染区居民食用镉污染粮食概率较大，但镉污染粮食不仅流向污染区村民的餐桌，在市场上，阻镉行动团队也发现了镉超标粮食。2017年12月1日－2017年12月15日，阻镉行动开展“我要测镉粮”活动，公开向公众征集正在食用的主食，大米或者面粉样品，送检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样品镉含量。7省12个城市家庭送检的27个主食样品检测结果显示：1个市场购买大米样品镉超标，样品超标比例为3.7%。
镉污染不仅仅影响周边环境质量，梭子蟹镉超标的事实表明了远在污染源千里之外的海洋也受到镉污染源的影响，阻镉行动在4家电商平台购买的8个梭子蟹样品，蟹黄重金属镉的含量都严重超标。
婴幼儿辅食的镉含量，是我们检测样品中情况最好的一类。8省市11个婴幼儿辅食样品无“镉”超标，但个别样品数据偏高，超出欧盟的0.04mg/kg的限值。
大米、小麦镉污染，市场上婴幼儿辅食存在镉超标风险，以及电商平台梭子蟹严重镉的问题，警示镉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缓解这一问题，首要需要政府部门对工业、矿业涉镉排放企业污染源头严格控制，控制其排放污染物不对临近的环境造成累计污染；其次是这些食物在流向市场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在监管时应在常规指标之外，亟需重点开展对镉指标的日常检测。